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清华第一批留美女生不应被忘记_乐鱼·(中国)体育app官网下载 - ios/Android官方版下载

产品中心

首页
>
产品中心
>
产品中心

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清华第一批留美女生不应被忘记

  1907年冬天,一位在上海读书的17岁少女,沿着长江旅行了57天,跨越一千多公里,终于回到了四川的家中。在旅程中,她攀过山崖,冒着被激流吞没的危险在水上航行,在船上与欺负人的船主周旋,也学会了在小旅店里保护自身。在这趟旅程中,她学习到了自信与无畏。日后,她将凭着这些强大的精神武器,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就,并名留史册。

  不久前,一本名为《西洋史》的书再版,让作者陈衡哲的名字回到了大众视野中。陈衡哲,正是百年前那位在江上漂流的少女。这本《西洋史》最初出版于1924年,是中国人在西洋历史方面的开山著述,地位非常非常重要。但陈衡哲的成就还不仅如此。当时34岁的她,已经创造了历史上的多个“第一”:她是清华学校经过考试选拔的第一批留美女生;是中国第一位女硕士;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。而她与丈夫、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,以及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三人的坚固情谊,更是为人所称道。

  尽管有着如此高的成就,但因为早在1976年就因病去世,陈衡哲的才华还是被多数人遗忘了。好在《西洋史》的广泛影响力和不断再版,还能让读者一次次地回想起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。了解她的经历后,人们更会感叹陈衡哲身上散发的强大能量,也会好奇,她为何能在那个刚刚启蒙的时代,就能具备超群的学识和独立的思想,著书立说,还能兼顾家庭,将三位子女都培养成学术人才。

  成为陈衡哲这样的女性并不简单,需要天时地利人和,要在每一次人生选择中都做到遵从本心,打破并不合理的传统,还要不停努力,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。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代,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在研究陈衡哲的文章《一只鸟飞多高才能真正自由》一文中写道的那样:“她活成了她自己,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命运的孤本。”

  居住在重庆的任尔宁是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的后人,任鸿隽是任尔宁的三爷爷,因此,他从小喊陈衡哲“三娘母”,也就是“三奶奶”的意思。提到“三娘母”的成就,最让任尔宁印象非常深刻的,还是《西洋史》的持续畅销。改革开放后,《西洋史》在国内的版本一度多如牛毛,甚至会出现了各式各样未经允许的盗版。这件事,也让任尔宁从侧面见识到了这本书的力量。

  陈衡哲的能力和魅力,的确可以跨越时间。一百多年之前,也有人见识到了陈衡哲身上这股力量,并被她深深吸引,其中一位就是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。1915年,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主编《留美学生季报》时,被一位女作者的文笔吸引,得知她是通过清华学校的考试获得奖学金,来到美国的第一批留美女生之一陈衡哲。两人由此开始成为笔友。到了1916年,同样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开始与陈衡哲通信。陈衡哲支持胡适主张白话文的新思想,这让胡适十分欣喜,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笔友,并在任鸿隽的介绍下见了一面。

  任鸿隽、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,1920年8月22日摄于南京。图/《任鸿隽、陈衡哲家书》

  此时正值文学革命前夜,胡适正在努力推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,却并未得到身边人的支持,甚至连好友任鸿隽都反对他。陈衡哲虽然没有加入朋友们的论战,却对胡适的想法颇为支持,并开始亲自尝试白话写作,这让胡适十分惊喜。

  1917年,陈衡哲将白话小说《一日》发表在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,虽然文章的构思和文笔都略显生硬,后世学者也并未将其当作现代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待,但陈衡哲还是因此成了事实上的第一位发表白话小说的女性作者。实际上,《一日》的出现在文学史上还是有它独特的意义,它比学术上认定的、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的发表还早了一年,从这件事上,也能看到陈衡哲的魄力。

  有了好友的支持和启发,陈衡哲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写作者。1918年以后,她不断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新诗和白话文作品。在那个时代,能够走出国门的人都很少见,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。聪明、优雅的陈衡哲因此成为一位备受瞩目和尊敬的女性。她可以自如地列席于学界的诸多男人之间。任鸿隽和胡适都被她的能力和眼光折服。任鸿隽评价她的文章:“文辞斐然,在国内已不数觏,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。”胡适则将陈衡哲称为“最早的一个同志”,对她的思想和文笔有着高度评价。

  1920年,陈衡哲取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,毕业回国,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任,到该校担任教授,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。这是女性在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巨大突破。与此同时,她还完成了人生另一件大事,就是与自己最好的朋友任鸿隽结婚。因为曾逃离过包办婚姻,陈衡哲一直对婚姻比较抵触,她坚持独身主义,拒绝身边男性的表白。但任鸿隽的不懈追求,以及二人对理想和学术的共同理想终于打动了她。

  在交往过程中,陈衡哲和胡适、任鸿隽的友谊也逐渐巩固。任鸿隽一开始虽然并不支持胡适的白话文运动,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丝毫不受影响,依旧可以谈天说地。胡适和陈衡哲也频繁通信,谈论文学和学术。这种友谊太过亲密,以至于在后人的传闻八卦中,陈衡哲被形容成胡适精神上的恋人,爱而不得的女性朋友。实际上,这些传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为何会有这样的传闻,还在于,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蒙昧中走出来,不认为男女之间能够有如此单纯的友情。

  当时,中华民国刚刚成立,陈衡哲却已完成了一个中国女性的层层蜕变:在更多的女性还只能依附于父母或夫家的意愿生活时,她已经转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,学术界的第一女性。她有勇气选择不婚主义的生活方式,也能通过自由恋爱,毅然决然地与相知多年的好友结婚。当任鸿隽和陈衡哲结婚时,胡适则发出了同样幸福的感叹,他在诗歌《我们三个朋友》中深情地写道:“此景无双,此日最难忘,———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!”

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这样评价陈衡哲:“出生于晚清末年的女孩子,人生中总会面对很多事关命运的选择。比如是否裹脚,是否进学堂,是否按父母之命结婚。每一次,陈衡哲都能给出意义重大的答案。”因为天生的聪明和早熟,陈衡哲在小时候就学会了自己做决定,而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,都是朝着最进步的方向迈进的。而这,也是她早早把自己送上学术高峰,完成那些惊人蜕变的原因。

  这些成绩的取得,既是陈衡哲个人努力的结果,也离不开她优越的家庭环境,以及家中亲人的无条件帮助。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旧式书香门第家庭的她,本来已经被父亲安排好未来的道路,就是在家念几年书,然后尽早嫁人,成为“官太太”,极富个性的陈衡哲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归宿是这样的,很快,她遇到了人生中的两位伯乐,彻底获得了精神解放,这两个人就是她的三舅和姑妈。多年后,陈衡哲对这两位亲人念念不忘,会充满情感地为他们撰写纪念文章,在她心中,这两位亲人带着新思想启蒙了她,改造了她,让她的个性得到发挥。

  第一个改造陈衡哲思想,改变了她人生轨迹的人,就是她的三舅庄蕴宽。庄蕴宽是晚清官员,曾奉命在广西、广东等地办新学,接触了很多外国人和外来思想,几乎是当时思想最开放的一批中国人。庄蕴宽很早就发现陈衡哲聪明过人,好奇心很强,这让他颇为欣喜。于是,庄蕴宽建议,陈衡哲可以跟他到广东去读书。陈衡哲的父亲自然相当反对。于是,年仅13岁的陈衡哲第一次独自做出了决定,她趁着父亲职位变动,全家从江苏搬迁到四川的机会,与家人分开,来到位于广州的庄蕴宽家生活,并等待上学的机会。

  求学之路并没那么一帆风顺。因为陈衡哲当时远未达到入学年龄,没办法进入医学院。近一年后,庄蕴宽拗不过陈衡哲的一再恳求,将她一个人送到了上海。辗转之下,陈衡哲被亲戚介绍到上海中英女子医学院入学。很快,她发现这家医学院的教学并不正规,她在实习出诊中第一次见到了难产现象和死婴,那些可怕的场面也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她。即便如此,为了不回家嫁人,她还是坚持在这里忍受着孤独以及并不是特别喜欢的课程,一待就是三年。她一直记得三舅对她说的话,希望她像个大人一样坚强忍耐,少哭泣,少冲动。直到17岁时,父亲下令让她回家商讨订婚事宜,她才踏上了那段让她难忘的、长江上的旅程,在多日的艰难旅程过后,回到位于四川的家中。

  这些冒险,对于任何一个少女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,更何况,陈衡哲生于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,在物质上从未吃过苦,艰苦的旅程对她而言就显得更难。但是,第一次面对这些困难的陈衡哲选择了忍耐和独自处理一切。好在,旅途中大部分的时间里,她靠着书籍的慰藉度日,心理上并未感到太难受。这段经历,也坚定了她未来的选择,就是早晚还要离开家庭继续出走。她坚决拒绝了父亲为她定亲的要求,一年多以后,她再度离家前往上海,回到医学院就读。

  在人生的重要关头,陈衡哲再一次遇到了贵人。不久后,陈衡哲离开上海去江苏常熟,跟自己的姑妈一起生活。姑妈有着良好的教育功底,年轻时也有理想抱负,却被家庭事务分心多年,因此,姑妈对可以和她进行精神交流的陈衡哲非常喜爱。以后的几年里,她们一起吟诗、读书,姑妈还帮她找了家庭教师的工作,让她可以自立赚钱。

 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,直到1914年,清华学校首次对全国招募女留学生,考场设在上海,陈衡哲看到了机会,却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够好,也担心父亲对此有意见,不敢报名。此时,姑妈大力鼓励她去参加考试,结果,陈衡哲在十个录取者中排名第二,获得了奖学金,可以公费赴美留学。

  很快,陈衡哲又一次踏上了旅程,登上开往美国的蒸汽船。此刻,年纪稍长的她已经有了生活历练,早就不担心出国生活可能会遭遇的危险,反而感到相当平静。敏感聪慧的她,似乎已经有了一种直觉:她终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,离开父亲的束缚,在大洋彼岸寻找到自由的事业、友情和爱情。她在国内最舍不得离开,也最感激的人,甚至不是自己的父母,而是姑妈和三舅这两位领路人。此后,她终身践行着三舅告诫过她的那句话:不安命,不怨命,要为自己“造命”。

  1966年起,陈衡哲的侄孙任尔宁每年固定到陈衡哲位于上海的家中探亲,居住一段时间,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十年。他看到的“三娘母”不再是那个神采奕奕的名门才女,而是已经衰老,需要他帮助和照顾的亲人。见到陈衡哲时,她的眼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,因为病痛,她长期待在家中,很少出门。不过也是因疾病,陈衡哲“幸运”地躲过了特殊时期的一些混乱局面。即便如此,在任尔宁心中,深居简出的“三娘母”依旧是一位极富个性的女子,他记得她曾说过的一句话:历史总有它的规律。她一直相信,这段时期持续不了太久。这些明智、理性的话语,一直在任尔宁的心中回响。

  陈衡哲也会跟任尔宁回忆起她的丈夫任鸿隽,在任尔宁看来,他们夫妻俩没有矛盾,感情一直很好。他曾在回忆文字中提到,在三娘母心里,他的三爷爷就是“完美的”。看来,陈衡哲和任鸿隽之间这段颇为理想主义的婚姻,是相当成功的。多年前,陈衡哲在给亲友信件中讲述,任鸿隽说过,他深信陈衡哲有一些文学天才,想为她预备一个清净安逸的家庭。而无论现实情况如何,这个目标是否能完成,她也知道,他们的努力方向永远是一致的。共同的志向,或许正是他们婚姻成功的原因。

  任鸿隽、陈衡哲与其子女合影,1929 年摄于北京寓所。图/《任鸿隽、陈衡哲家书》

  可贵的是,身为辛亥革命元老,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教育家,具有极高社会地位的任鸿隽在家庭生活中也能信守诺言,实际做到与陈衡哲共同进退。1935年年底,陈衡哲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,与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前往成都。很快,陈衡哲因为耿直的个性引来了一些麻烦。她在系列文章《川行琐记》文章中,对当地吸、纳妾等陋习表达了不满,结果,陈衡哲大胆的言行开始遭遇当地人的攻击。她对此十分失望,愤而辞职,任鸿隽也不顾老友胡适的劝阻,和妻子一起离开了四川大学。

  因为直接的言行,在一些人看来,陈衡哲显得个性挑剔,不好惹,但她也能展现出温柔的姿态。在北京时,她曾为青年女性举办过茶会活动,促进女性之间的交流,在四川时,不少女青年因为生活问题找她咨询,她也从未拒绝过。在著作《西洋史》中,她也特意提出主张,希望人们关注女性的历史,也提到了工业革命对男女平等的促进。她在《独立评论》发表的文章中,有一大部分都是关于妇女、育儿等问题的。她也因此成为最早一批为女性问题发声的学者。陈衡哲和任鸿隽的几个子女都很有成就,两个女儿,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,曾首次把中国明代科技名著《天工开物》译成英文,另一位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,1950年代为照顾父母回到上海,1980年代重返美国,小儿子则曾担任美国地质学会会长,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。

  可惜的是,陈衡哲心中那些高远的抱负,在晚年只能束之高阁。1961年,丈夫任鸿隽去世,1962年,挚友胡适去世的消息也从对岸传来,知音渐少,身体也日渐衰弱,陈衡哲开始有效学习静默地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。她会每天打开收音机,准时收听天气预报,感受外界的晴雨,有时候兴致来了,她也会给小辈们背诵她喜欢的唐诗。有段时间,她每天都叫任尔宁帮她买热腾腾的鸡肉馅包子,陪她一起吃。她告诉任尔宁,对这种包子的喜爱,是当年钱钟书、杨绛夫妇来访时,培养出来的。那时,钱、杨夫妇,她和任鸿隽,还有胡适,五个人常在家中相聚,谈天说地,相当快活。

  晚年,眼疾严重的陈衡哲,就这样依靠听觉、味觉和过去的记忆度日。或许,在她已经昏暗的脑海之中,还会出现多年前在长江上的那次漂流的场景。当她战胜了企图欺负她的恶人时,她一定感到了一种快乐,感到自己正在撕碎已经写好的人生剧本,创造全新的生活。那时的陈衡哲就已经明白,她总有一天会站在更高的、超越性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一生,从此,她将昂首航行在人生之路上,无论困境逆境,都不再感到恐惧。回顾自己的一生,她可以骄傲地宣称,她真正成为了三舅口中那个“造命的人”。